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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一核心问题:中国贫富差距惊人,天堂与地狱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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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中国经济出现趋势性下滑,背后原因各方争论未有定论。面对未来全球都市圈引领的竞争,中国应该如何应对?如何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是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?还是推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?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10多年的历程。在上海交通大学

当前中国经济出现趋势性下滑,背后原因各方争论未有定论。面对未来全球都市圈引领的竞争,中国应该如何应对?如何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是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?还是推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?

回顾中国经济过去10多年的历程。在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、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看来,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趋势性下滑,并非人口红利的消失。中国经济的症结关键在于“空间错配”。进一步讲,是中国政策失误的问题。

中国贫富差距惊人对比,是天堂也是地狱

而中国今天的空间资源的错配问题用一句话来总结,叫“人往高处走,资源往低处走”。具体讲,“人往高处走”,即人口向东部大城市都市圈和一线城市集聚。“资源向低处走”,即政府主导的资源,特别是土地资源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配置。进而导致资源生产要素和人口流动方向相背离错配。

而资源错配导致效率恶化,全要素生产率(TFP)增长放缓。2003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上升,生产要素数量增加,TFP增长速度却在下滑,说明资源配置存在错配问题。而这个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政策所致。而这些政策背后是严重的思想观念误区,严重混淆了规模均衡和人均平衡的关系。政策层面往往追求的平衡是一种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。但其实,真真有意义的发展是人均的平衡。

中国是源自计划经济的国家。所以,始终认为政府的力量可以抵消市场的力量。而对市场力量指引下出现的一些现象,不承认这是经济规律。从而导致政策制定就违背了市场配置资源经济学的规律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,即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,同时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”,但实践做得还远远不够。资源错配使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下降,这是结构性问题,而非周期性问题。并且,不同区域的资源错配程度并不相同。

错配的工业开发区

陆铭认为,土地是分析空间错配很好的切入点。2003年后,与东部相比,中西部作为人口流出地,其土地供应,建设用地份额却在持续上升。有了土地供应,中国中西部做了两件事情,一是大建工业开发区,乃至每个县都有一个以上的开发区;二是广建新城,结果是新城超标建设,造成大量房地产库存。这些投资在短期内是经济增长,似乎带来了家门口就业和人口东移的放缓,但在长期内却因回报较低而不可持续。同时,在人口流入地收紧土地供应的政策又推升了该地方的房价。

2003年开发区建设浪潮引起了决策层的注意,认为存在开发区过热。2003年,中国关闭了大量开发区,关闭数占当时总数约70%,且多数是东部的开发区。这使得沿海地区或者东部开发区企业在中国占比在2003年至2004年一下子下降了20个百分点左右。自此之后,中国的开发区政策更加向中西部倾斜。

关闭开发区,使受影响的企业TFP(全要素生产率)增长恶化。研究发现,2003年之后,与开发区企业相比,失去优惠政策企业的TFP增速相对下降。只有东部的企业在开发区关闭后,其TFP增长受到了负面冲击。这表明,从促进效率的角度说,开发区政策仅适合东部企业TFP增长。同样的政策在中西部对于提高企业TFP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。但实践上,政府将东部的开发区大量关闭,在中西部大建开发区,结果当然不利于效率提高。

“远、大”的新城

中国新城多到了什么程度?国家发改委统计大概有三千个新城。通过在网上搜集整理其中675个新城规划的研究发现,其中458个新城规划人口总和是接近2亿的。假设我们的新城样本是有代表性的,且占中国的六分之一左右,则不难推论出全国新城的规划总人口是12亿。即便我们的样本代表性不足,那么打个对折,也有6亿人口的容纳量。

这些新城规划得十分“远、大”,并大量建在人口流出地。根据我们的数据,新城规划面积的均值是114.8平方公里,与主城距离均值是25公里。从2006年开始,新城成为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在全国普及开来,新城也越来越多地扎堆于中西部。 从后果上看,新城首先催生了大量地方债。2006年,中国城投债112.0亿元 ,到2009年达到1,213.8亿元,到2012年更是达到4,718.9亿元。其次,新城的背后是土地供应的变化,导致了房价问题。2003年后,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供应收紧,而人口流出地的土地供应增加。人口流入地正是东部(尤其是大城市),人口流出地主要是中西部的城市。

“中国经济的欧洲化”来分析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,数据表明,中国越低收入的地方债务占GDP比重越高。债务/GDP最高的贵州达到90%。看中国的问题,不能看总量,中国房价高的在东部,债务高的地方在西部。其根本问题就是地区错配问题。

所以,在陆铭认为,中国楼市问题一句话概括就是“空间错配”。有需求的地方没有供给,有供给的地方没有需求。一些沿海城市房价上升使得生活成本上升,抑制了人口流入,造成劳动力短缺,这种短缺不是“刘易斯拐点”,而是政策扭曲。

在土地供应条件变化下,东部房价开始高中西部房价。少数地区的房价上涨导致经济“脱实向虚”。东部城市房价上涨,一是带来生活成本上升,加剧劳动力进入障碍,形成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成本上升;二是挤走了实体经济的投资。如此则企业“缺人、缺资本”,成本持续上升,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下降。

谨防中国经济“欧洲化”

如何化解空间错配?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,中国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,是因为经济过度集中在了少数地区。但是,跟美国比较,中国不是集聚过度,而是还要在集聚一点。因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有强大规模经济的,越是集中,反而效率越高,国际竞争力越高。更何况美国现在还在减税,竞争力跟强。

所以,在陆铭看来,中国真真该走的道路是:效率和平衡可以兼顾的一条道路。通过人口自由流动,一方面产业可以更加集聚,人口可以更加集中。而随着人口的减少,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,如此这样,相对贫穷的地区会更加富有。

同时,应尊重市场力量,从集聚走向均衡。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区域“均衡”发展,而不是“均匀”发展。造成空间错配的制度根源是激励地方经济总量增长的绩效机制。每个地方都要最大化本地的经济增长。全国追求“均匀”发展,这使得中国的行政力量热衷于将资源向内地配置,带来“资源向低处走”的政策扭曲,与市场力量背道而驰。

人们常常担心中国经济会“拉美化”,比如出现收入差距持续恶化和社会不稳定,直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。但实际上,是否“拉美化”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结果,在陆铭看来,中国真正应该担心的却是另一个潜在的危险,那就是“欧洲化”,确切来说,是“欧元区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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